序论

＊本文摘自《安徽文史汉典》第一辑（1979年11月出书），作家苏民，原标题《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》

正文

新桂系总揽安徽，从抗战初期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主座兼任安徽省主席运转，经过廖磊、李品仙、夏威三任，直到目田前夜张义纯任主席为止，历时十二、三年，罪戾事实，擢发数罪。其中以李品仙任职的时代最长，从抗战中期到告捷以后，为时快要九年，反共反东谈主民的罪戾亦最多。李原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看管鄂北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廖磊病故后，蒋介石接受李宗仁、白崇禧的主张，派李品仙接充安徽省主席，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；军事方面，亦继廖磊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兼五战区副司令主座，其后调升为第十战区司令主座。从此，新桂系接续保持了在安徽的土地。李品仙集党政军大权于孤单，愈加古道地贯彻实践蒋介石和李、白“懊悔抗日，积极反共”的反动计谋，变本加厉地在安徽实行最昏黑、最虐待的总揽。那时，安徽东谈主民所遇到的糟糕，民穷财尽，非可言喻。

在新桂系总揽安徽时期，与C.C.的相关，在引申反共反东谈主民的计谋方面是莫得矛盾的。但在其他方面，由于相互争名夺利，相互矛盾重重，斗争极为强烈，两边明枪好躲，无所毋庸其极。我和新桂系及C.C.皆有历史渊源，一贯保持着不同进度的反动政事相关。从一九四O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李品仙任内，我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，并先后兼任省粮政局局长、省府秘书长等职务。在新桂系与C.C.的斗争历程中，我最初是脚踏两条船，以和事老的立场，排纷解难，幻想两边协调合作，平心定气；我也就在两边的“推重”下，篡夺更高的名位。终末看到两边斗争激化，形势阔别，我只好丢开C.C.，倒向新桂系一边。现就挂牵所及，将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，略述如下，以存史实。

从廖磊时期提及

廖磊任安徽省主席时，我还莫得到安徽，对于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斗争情况，并不十分了解。但由于替李品仙在重庆担任十一集团军驻渝服务处长，迤逦地知谈一些梗概。那时，两边争名夺利，相互倾轧，斗争极为横暴、复杂；即在对待共产党的方式口头方面，相互意见也有阔别。以方治（训导厅长）、刘真如（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）为首的安徽C.C.分子，站在坚决反共反东谈主民的立场，公开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抗日，恣虐压迫抗日的发轫力量；而廖磊、陈良佐（民政厅长）等一部分新桂系分子，在初到安徽时，安身未稳，名义上不可不赞同国共合作，一致对外，因而和那时主张抗日的东谈主士相比接近；另一部分新桂系高档将领如张淦、徐启明、张义纯等则主张积极反共，排挤发轫势力。在此情况下，C.C.分子纷繁向蒋介石及二陈（陈果夫、陈立夫）控诉廖磊卵翼共产党，打击国民党的“古道同道”；而积极反共的新桂系高档将领亦向李、白起诉。因而蒋介石对廖喷有烦言，李、白也埋三怨四地诬捏他。廖磊本患有高血压症，至此骤形严重，任职只一年多时代，竟至一卧不起，死于“立煌”（那时安徽省政府驻此）。这些情况，在李品仙主皖新命发表后，陈果夫就找我去谈过，他对廖磊的作法极为不悦，但愿我劝服李品仙，到安徽后，要设法扭转那种“交集”的口头。我接受了他的意见，表现惬心效率。

李品仙和C.C.的勾搭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李品仙奉到新命以后，偕同杨绩荪（湖南东谈主，时任十一集团军总部少将扣问兼特别党部文告长）由老河口防次去重庆，住了十多天。我和杨绩荪是老一又友，同属于新柱系外江派(原注：新桂系中非两广籍的东谈主员，东谈主们称为外江派。——原编者)。对于若何对待安徽C.C.和共产党，到安徽后的施政标的和东谈主事安排等等问题，应如何向李品仙非常划策，咱们事前交换了意见，基本上得到了一致，随即和李品仙就安徽问题谈了几次话，并进行了连络行为。

发轫，从谈话中看出，李品仙对安徽C。C.主干分子方治等是曲常不悦的，他诬捏C.C.不和廖磊合作。李品仙说：“安徽敌伪‘奸匪’环伺，情况很阴毒，而场地家数复杂，各人勾心斗角，不可合作一致对外。特别是方治、刘真如这班家伙，专门和咱们捣蛋，闹得乌烟瘴气，收尾替共产党造契机，的确不通时宜，可恶得很！”他但愿我先和二陈谈谈，各人要开诚布公地合作才好。我对他说：“各人要合作是对的。今天安徽的政权在咱们手里,东谈主家莫得不和咱们合作的真理。我以为多求友，少失和，化敌为友，这是搞政事行为的基本原则。因此，无论哪一片系，只消他们肯死守带领，就要一视同仁，少予革新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他们当年吵闹的目标，无非是要多争几个位置。要是今后在东谈主事方面减弱一丝，党政各部门多安插他们几个东谈主，就会平心定气。何况咱们有枪杆子作后援，老蒋还不得不利用咱们，无论这班东谈主如何争夺，也争不到主席（指李品仙）头上来。只消不把大门关得太紧，问题天然会少的。”终末，我和杨绩荪皆说：“象廖燕农（廖磊的别名）那样搞法，纠纷只会一天天扩大，这是拨草寻蛇，况且会引起老蒋对咱们的怀疑，既非团体（指新桂系)之福，对鹤公（李品仙号鹤寿）个东谈主的政事出路，亦然极不利的。”李品仙听了咱们这番话，似乎有所感动，他说：“你们的见识，有些是对的；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便。你们晓得，老自是憎恶C.C。的，对三青团还好一丝，咱们这么干，他巧合会弥散痛快。”我看他的立场神不附体，便收拢他和白崇禧之间的矛盾（原注：李品仙和廖磊，原系唐生智的旧属。自西征之役唐失败后，所属八军、三十六军残部，由南京政府改编，归四集团军李、白指挥，李品仙任十二路军总指挥，廖磊任三十六军军长，奴婢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 崇禧北上作战，不断张宗昌、褚玉璞各部；这是他们投向新桂系的运转。廖在新桂系中，古道效命，深为白崇禧所信任；李和白则貌合心离，相互有矛盾，而和李宗仁却很接近。先后，一九二九年新桂系在武汉失败后，唐生智奉蒋命为五路军总指挥，北上打理旧部。其时，白崇禧处境艰危，廖辛劳惊叹，使其逃出平津，转往香港，而李品仙对自则立场模毯，引起白的不悦。因此，廖回广西后，迭长军旅，操有实权；而李品仙则屈居闲职，不为白所意思。一九三二年，李品仙任南宁军校校长，不久即被白排挤，降调龙州边防防汛督办。李使气不就，愤而离桂去港；经李宗仁亲往安慰,始勉允就职。其后总部咨询长叶琪坠马而死，以李继其遗缺；直到抗战初期，始调任十-集团军总司令。其不见信于白，于此可见一斑。），刀刀见血地对他说：“鹤公在团体中的处境，咱们是默契的，廖燕农不死，主席轮不到你头上，今天既然要你来干，这是一个选藏的契机。为你个东谈主蓄意，一方面要依靠团体的撑持，另方面也要搞好个东谈主和老蒋的相关，政事上才有发展的但愿。象这么紧要的问题，你以为对的意见，应向德（李宗仁号德邻）、健（白崇禧号健生）两公多说几句话，要凿凿有据，不要一味言听计从。”他听了以后，默默久之，莫得表现具体意见。

其次，谈到如何对待安徽共产党的问题，李品仙的反共反东谈主民的立场是特殊昭彰和坚决的。他说：“共产党嘴里和咱们讲合作抗日，践诺上是天天制造磨擦，败坏军令政令的合股。他们的接洽不小，终久是咱们的心腹之病。廖燕农只会带兵，不懂政事，轻视不了阿谁复杂的口头，收尾把本身急死了。咱们到安徽后,要特别注视他们的行为，加以严实防制，不可象燕农那样，上他们确当。”我说：“我看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可怕，他们在江西失败以后，变到今天这么壮大，淳厚说，一半是咱们本身形成的。十多年来，国民党的政事确实是糟透了。咱们今后一定要合作一致，在政事方面作念出收货。”他那时表现痛快我的这些见识。

对于到安徽后的东谈主事安排问题，李品仙最初告诉我：省府方面，原蓄意除财政厅长章乃器辞职须补东谈主外，其余秘书长朱佛定，民政厅长陈良佐，确立厅长蔡懒，皖南行署主任戴戟，皆要调治一下。其后，李、白指令，财政厅长由杨忆祖接充，其余暂时皆不要动，委员方面不错补充几个。我知谈这些东谈主除戴戟外，其余皆是新桂系，动也动不了，因此莫得表默示见。我接着问：“训导厅方治若何办？刘真如调什么职务？我和绩荪搞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和绩荪在省府或省党部皆不错，要再和老白商量一下，才能决定。方治的问题，要和二陈谈谈，要是他们要留他，就暂时不动。刘真如，初步磋商让他作念省府委员。”对于省党部方面的安排，他莫得具体谈，只表现将在原有基础上加两三个东谈主，恭候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商量以后再说。

随后，我去南温泉（在重庆南岸）见了陈果夫，委婉地转达了李品仙的意见，留神谈到今后合作的问题。陈对我说：“李主席这些意见很好，当年廖主席确实搞得太糟了，只消今后他们不再排挤和打击‘中央’派去的同道，各人是不错群策群力的。”又说：“方治和刘真如皆是‘党国’的好同道，希孔（方治的别名）不外脾气焦虑一丝，你们多多匡助他，是不错搞好相关的。你到安徽去，要特别注视加强党政连络责任，不要再闹意见。”我恢复他：“惬心效率。但是李主席有些事情不可弥散作东，要请问李、白，我能否达成任务，莫得十分把合手。”其后，我伴随李品仙去看了二陈几次，他们就对待共产党和东谈主事安排等等问题，大体上交换了一下意见，从名义上看，谈得颇为融洽。李并条目陈果夫遴派几个笔墨好、能力强的政事学校毕业生去安徽责任。陈欢然搭理了。不久就先容周天固（江苏东谈主）担任李的随从秘书，为他撰拟讲稿和速记责任。以后又由我和中央政校毕业生通信处主任周斌协商，邀约蒋慎良、周方、萧继宗（均为湖南东谈主）等去安徽担任党政责任。他们皆是二际主办的党校或政校的所谓“高材生”，在安徽责任历程中，为C。C.系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。

对于党政东谈主事的安排问题，李品仙和李、白过甚他连络方面终末约定以后，又找我和杨绩荪去谈了一次，并将名单交给杨代拟签呈。我看了一下，内定我为省政府委员兼省党部文告长，杨为省党部实践委员，其余和以前谈的莫得多大变动，只加入万昌言、张义纯为省府委员。杨绩荪看到本身莫稳健上省府委员，很不舒适，由此愈加倾向C.C.。看了名单以后，我那时莫得表默示见，回首一想，他要我当文告长，这明明是利用我来对付C.C.的，二陈对李品仙拿掉刘真如的主任委员，如故有些不舒适，面前又要拿走文告长这张王牌，会使他们愈加恼火。要是我拼凑干了，改日会搞得两面不诱骗。我随即去见李品仙力辞，并建议由陈果夫保举一东谈主担任。他坚决不肯。于是，我就去找陈果夫和组织部长朱家骅，表现不肯担任，他们皆很痛快。因此，其后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，只通过我为省党部实践委员，而以原任委员卓衡之（C.C.）为文告长。李品仙尽头愕然，几次问我，我莫得告诉他这段一网打尽的经过。

约莫在一九四O年一月上旬，省府和省党部局部改选的名单公布以后，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“官邸”召见了我和万昌言。碰头的时候，蒋照例问了咱们的年纪、籍贯、学历、经验和面前责任情况，接着就谈了一套“抗战必胜，开国必成”的老调，勉励咱们协助李品仙搞好安徽的党政责任。这次碰头的时代很短，只谈了十多分钟。过了两三天，我忽然又接到“追随室”的见知，蒋介石约我去谈话。这次碰头，只好他和我及一个担任记载的秘书在座。碰头时，他的立场比前次客气多了，叫我坐下来谈。他发轫问：“李主席在这里的事，皆办好了吗？什么时候可到安徽去？”我将所知谈的情况恢复了他。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对李主席说过，安徽是咱们抗日‘游击’的主要阐述地，大部分地区还在咱们手里。但是，情况很复杂，‘奸匪’行为很猛烈，要严加注意，不可减弱。你们到了哪里，无论党政军各部门的同道，皆要以‘党国’为重，化除私见，精诚合作，一致对外。”又说：“你当年责任的情况，果夫先生告诉了我，作念得很好；这次到安徽去，一定要匡助李主席把里面团订盟，不许再闹纠纷。对于哪里的情况，不错径直给我回电回报。”我把我对李品仙说的那些加强合作和今后施政步调的意见，扼要塞向他论说了一遍，并表现一定死守他的“指令”，辛劳完成任务。终末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肯干文告长？”我说：“能力不够，对办场地党务辛劳训戒，怕搞不好。”他说：“当委员亦然一样，不错作念党务责任。”辞出时，他面嘱追随秘书交我一个专约“苏密”电本，要我用这个密电本，径直和他通报。隔了两天，又由陈果夫送来两千元旅费的支票。并说以后有什么需要，不错回电报。经过蒋、陈这一番拉拢之后，我就进一步地逼近了C.C.，愈加积极地为促进新桂系同C.C.的合作效率。

面前看来，新桂系的李品仙和C.C.二陈之间，天然经过我一系列的拉拢行为，并莫得达到所谓“合作”的预期效率，不外是在反共反东谈主民一致性的基础上，相互得到了一些和蔼，化除了一部分红见，建立了名义上的连络，为李品仙到安徽初期和C.C.相安一时的协调口头铺平了谈路。但是两边争夺权柄的基本矛盾，遥远存在，无法不断。这是曲我初料所及的。

李品仙初到安徽时，党政方面主要东谈主事安排如下表：

以上是李品仙到安徽初期，党政两方面东谈主事安排的基本情况，其后陆续有所调治。从那时配备的名单看，省府方面，新桂系分子占绝大多量，真确的C.C.只好方治、刘真如两东谈主，加上苏民接近C.C.，亦然少许数。三青团分子仅有万昌言一东谈主。万系安徽巢县东谈主，日本留学生，曾任南京中央军校天然科学总教官多年，他和张治中先生有同乡和共事的相关，这次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，系张所保举。新桂系华夏任民政厅长陈良佐，在李到任后不久，即被排挤下野，改以韦永成继任。韦系广西新秀派关键主干，深为李宗仁所信任，到安徽后，又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成亲，更挟裙带相关以自爱，大权独霸，飞扬霸道，气焰不可一生。在用东谈主行政方面，李品仙也要让他三分。其余的新桂系如朱佛定、黄绍耿、杨忆祖等，皆是唯他的瞻予马首，谁也不敢得罪这位“玉叶金枝”。

省党部方面，C.C.和接近C.C.的分子占绝大多量。此外，还有调统室主任李仁甫（江苏铜山东谈主，安徽中统密探头子）、皖报社社长王枞（安徽东谈主，C.C.分子）等，皆在省党部范畴之内。新桂系方面，只好李品仙、杨绩荪、苏民三东谈主，占少许数。杨绩荪和苏民，随从李品仙多年，虽为李所倚重，但皆未得到李、白的信任，算不得新桂系的嫡派。杨与二陈，蓝本莫得什么相关，在重庆时，因苏民的拉拢，才倾向C.C.。到安徽后，他们两东谈主皆辛劳惊叹C.C.，和方治、刘真如、卓衡之的相关搞得很好，而与韦永成等形成横暴的对立，相互攻讦。那时，有所谓以苏、杨为首的“湘派”之称。

由相安一时到明争暗斗

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初到达安徽“立煌”赴任。在就职那天的讲话中，他发轫分析了安徽现时的形势，接着忽视了“党政军一元化，以党统政，以政制军，以军事的引申来掩护和促进党政责任的开展”和“行新政，用新东谈主，确立新安徽”等等一套本色上尽头反动的施政摘要，并特别强调“在一个党，一个首领，一个政府带领之下，驱除私见，加强合作，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完成抗战开国的伟业”。就职以后，为了与C.C.配合一致，透澈打击共产党和发轫势力，就地改选了省动员委员会。该会宣传部副部长狄超白、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、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和省府秘书陈超琼（兼任动委会职务）等皆被撤换，离开“立煌”，何德润所带领的广西学生军亦被逼走（据其后了解这几东谈主有的是中共党员，有的是爱国民主东谈主士）。与此同期，李品仙为了表现他“覆没衰落”的决心，假惺惺地把“立煌”县县长苏云辉、霍山县县长黎炳松和六安县县长覃国光三东谈主，扣留讯办。据说，他们的罪戾是衰落和私运。这三个县长皆是广西干部，从名义上看，李品仙是“公务公办”，莫得偏私。其实是作念给安徽东谈主看的，他们押了不久，就被一转广西的部队劫走了，李品仙也莫得再加追问。其后又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把毫县县长前肇兴扣押法办。统统这些步调，使C.C.分子方治等大为称快，皆说李的气派比廖磊不同，“公道有魄力，干得好”，打电报给蒋介石、陈果夫等表扬他的“治绩”。我也电报蒋、陈等为他捧场。蒋介石听了很舒适，曾回电嘉奖，说李品仙“莅任数月，治绩斐然，殊堪嘉尚”。陈果夫也回电表扬。

那时，一部分广西分子则对李的这些作法深为气氛，密报李、白，控诉李品仙串同C.C.，放肆湖南分子，打击广西分子。有些东谈主还到“立煌”响山寺廖磊墓前哭灵，以致李、白皆回电诘责，使李品仙感到尽头毒手。从此，他对C.C.的立场有所转机，名义上天然仍旧保持协调，骨子里则加强戒备，明争暗斗，时有磨擦。同期，对我和杨绩荪亦竭力于于幸免谈及连络对付C.C.的问题。

省府方面，李品仙、韦永成等对东谈主事抓得很紧，每次调治县长，事前皆是由他们和几个广西知交分子密商，尽先委用新桂系爪牙；其次，以少数限额，安置省县扣问会、三青团、军统和其他各方面倾向新桂系的东谈主员，但决不败坏让C.C.分子参预。举例刘真如、卓衡之几次力保C.C.分子武斌，李、韦等遥远是支吾轻视，空头支票，拖了泰半年，照旧由我和杨绩荪力争，才把他派到黟县去。其后如蒋慎良、汪毅等出任县长，也不知费了若干唇舌。而与军统连络的东谈主，如游铨、李宣、刘文潮等，皆很快的先后作念了桐城、“立煌”等县县长。我问过李品仙：“为什么军统和三青团的东谈主皆不错用，而对党部的东谈主这么刻薄？”他恢复得很干脆：“他们不想争夺政权！”至于省府委员、厅长和专员，则抓得更紧，C.C.分子除非由上头硬派下来，不然妄想置喙。对于省立学校校长的任用，一样抓得很紧。方治所签派的东谈主，提到省府常会上，时常和新桂系分子发生争吵，有时搞得面红过耳，下不来台。连络训导经费的问题，也时常引起争执，相互呶呶不休。

在省党部里面，新桂系和C.C。的矛盾亦然很深切的。新桂系对付C.C.是采选“懊悔防制，积极浸透”的手法。李品仙为了着重文告长卓衡之的擅权和考察C.C.分子的行为情况，发轫派广西知交东谈主员黎民兴为省党部秘书，以后又派安徽反C.C.分子陈天任等担任科长。但凡通过驻会委员痛快、由卓衡之签派的县党部文告长，有时经黎民兴黧黑对李一说，就调动了别东谈主担任；纵有我和杨绩荪力争，亦无多大效率。各人皆对他表现不悦，卓衡之尤为抱怨。李对陈天任等，亦然言从计纳，仅次于黎民兴辛勤。

李品仙为了加强反动总揽，贯彻所谓“党政军一元化”的标的，在到皖的初期，就组织了一个党政军总办公厅，汇集处理连络党政军各方面的关键文献。办公厅设主任一东谈主，由丘国珍（后生党）担任。下分政务、党务、军事、诡秘等组，各设组长一东谈主。政务组长由省府秘书长朱佛定兼任，后因朱、丘之间有矛盾，改以万昌言接替。党务组长，阐述组织系统和责任需要，本应由省党部文告长兼任，但是李品仙为了着重C.C.打入这个最高幕僚机构，不派卓衡之，而以杨绩荪担任。其后杨调诡秘组长，又派我接充。我推辞不就，并请改派卓继任，李照旧不肯。卓衡之受此屈身，有祸患言，除偶尔对咱们发发牢骚外，也无如奈何。

关联词另一方面，对于糟塌创新后生的罪戾行为，李品仙对卓衡之等C.C.分子，却是特殊信任，赋予全权的。如在一九四（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，省党部在“立煌”洪家湾成就一个“特训处”，李派卓衡之和调统室主任李仁甫等稳健主理，对被捕的创新后生进行“软化”、糟塌和屠杀的罪戾勾当。这个处时常关着几十东谈主，有时多至百余东谈主，竟日遇到着胁迫利诱和酷刑拷讯的磨难。但凡强项不屈的，经常被他们在暮夜里拖到背面山上生坑掉。象这些惨绝东谈主寰的黑幕，除这班密探和李品仙明晰外，其他委员皆很少知谈。有些案件，致使李品仙事前也不知谈，就由密探们一手干了，先斩后闻，或斩而不凑，李也不加追问，乐得由他们稳健。这充分证明，新桂系和C.C.之间，尽管争名夺利，矛盾好多，但在反共反东谈主民方面，则是弥散一致的。

对于文化和新闻职业方面，省党部小了一个《皖报》，原由省党部前任委员王枞任社长，里面东谈主事全由C.C.掌合手，经费由省府补助一部分。韦永成到安徽任民政厅长后，为了对抗C.C.和充实个东谈主政事老本，准备改日作念“安徽省主席”的交班东谈主，单始创办了一个《大别山日报》①；同期组织“华夏出书社”，由他的妹夫萧大铺稳健，刊行《华夏文化》、《华夏月刊》②等杂志，标榜“发轫”，和省党部办的《皖报》及《春秋》半月刊等报刊，唇枪激辩，相互攻讦不休。(原注：据查《大别山日报》系廖磊任主席时期创办的，韦永成加以扩大。《华夏月刊》系廖磊时期陈超琼创办的。——原编者)其后，新桂系为了进一步掌合手《皖报》这个反动的宣传用具，将王枞逼走，改派杨绩荪为社长，经费全部由省府背负。C.C.对此虽有些愤愤回击，然因C.C.分子周朴心仍留任总裁剪，且杨亦倾向C.C.，未使矛盾扩大。

由于新桂系和C.C.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，在一九四O年五、六月间发生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。某昼夜深，“立煌”警备司令杨创奇（广西东谈主）派一连长带同部分士兵，借查户口为名，闯进方治的住宅，穿堂入室，翻箱倒柜，漫天掩地。方治的母亲从梦中惊醒，以为是匪徒掠夺，吓得从床上滚倒在地，跌伤了腿和腰部。那时，方治大为盛怒，厉声责骂为什么要搜查他的住宅？他们答称：“不晓得是厅长的公馆。”同期，方还严词责疾苦李品仙，李多方谈歉，并辩白事前确不知谈。方仍余怒未息。第二天朝晨，李又要我去方家，代为证明注解误会，并慰问方母。我去之前，一再问李，搜查方宅是否他的主张，他坚决否定。并说：“这班家伙歪缠，打开眼界，真伤透了脑筋。请你对希孔婉为证明注解，不要误会。”方治和我碰头时，启齿就骂李品仙“混蛋”，说：“他要赶我走，打个电报请‘总裁’（蒋介石）撤我的职好了，何苦要这种流氓时代，本身某东谈主也不是好惹的。”经我反复劝解，他照旧肝火冲冲，并怪我明知故昧，特地为李讨论。过后，我从各方面了解，一说是李品仙授意杨创奇去方家提赌（方嗜好麻将，时常邀东谈主在家聚赌），有益吓吓他，给他尴尬；一说是李的弟弟李品和与杨创奇等密谋干的，李品仙事前并不知谈。究竟真相如何，无从搞清。

新桂系和C.C.经过这次“短兵衔接”的斗争以后，名义合作的口头，划开了沿路深切的裂痕，矛盾愈加激化了。那时，各县的衰落案件层见错出，李品仙、韦永成等坎坷串同，包庇放肆，不加惩办，致使C.C.分子有所借口，对新桂系进行攻击袭击。方治每与东谈主辞吐，对皖政辄加谩骂，竭力于于主张“皖东谈主治皖”。并传闻方曾密电二陈，建议以刘和鼎为省主席。李品仙闻悉，乃去电李、白，数落方挟嫌诬蔑，败坏合作，败坏抗战，条目转报国民党中央撤换方治。蒋介石得报后，先嘱“追随室”陈布雷传达他的意旨，电方斥责，并嘱其向李证明注解误会，重温旧梦。方将电示我，多方辩白。我将情况转告李品仙，并劝其不为已甚。不久，蒋又径直电李品仙查询真相。李为支吾方的顺眼，接续保持协调的口头，乃又电报重庆替方解脱。白崇禧闻悉其情，对在座的凌孟南说：“鹤寿以前要撤换方治，面前又回电替他证明注解，出尔反尔，的确迷糊！”那时我也电告陈果夫，为方摆脱，诡称方并未倡“皖东谈主治皖”之说，李前电所云，系属传闻之误，请其转报蒋介石，免予置议。而后，蒋也就莫得再回电追问了。一场风云虽告平息，而裂痕终于无法弥补，形势所逼，方治不得已于十二月辞职离皖。从此，相安一时的假合作口头，乃如好景不常，宣告基本兑现。

C.C.作念尽赖事，一向不得东谈主心，方治之被斥逐，安徽东谈主是诀意的；但是，新桂系却因去了一个主要敌手，气焰愈加嚣张，机诈捣蛋，堂而皇之。他们一面积极拉拢、争取和扶植扣问会、三青团、军统等各方面的亲桂系约略怜悯桂系的分子，充实新桂系的外围力量，撑持他们的反动政权；一面加紧对东谈主事的收尾，排斥异己，不许C.C.打入。而在C.C.方面，由于方治离皖，带领顿失要点，刘真如手无绵力薄才，遇事迁就退却，加以里面又不合作，以致在新桂系宏大的压力之下，摧枯拉朽，处于顶点颓势的地位。在这几年当中，两边明争暗斗，事实好多，难以逐一纪述，略举较紧要的几件事如下：

训导厅长位置，从来是C.C.誓死必争的关键据点，决不败坏让他东谈主夺去的。方治在皖酝酿辞职时，外传在重庆的C.C.分子邵华、陈访先等均想染指，钻营不遗余力，陈立夫亦舒适撑持他们。李品仙闻讯，乃先下手为强，急电行政院、训导部，力保万昌言任，并请白崇禧从旁促成。其时，二陈等鉴于安徽C.C.和新桂系之争，创痕未复，力争挽回残局，不便坚决拒却，故勉予痛快。万系三青团主干，最初依赖张治中的助力，得任安徽省府委员，其后，经李品仙竭力于于争取，接近新桂系。因此，他探囊取物，从C.C.手里夺取了这块“肥肉”。以后万辞职时，又有一番幕后争夺，收尾由韦永成在重庆大学训诲中，搬出一个朱家骅门下的汪少伦来接替，使C.C.直系东谈主物又落了一场空。

皖南边面，因大江壅塞，敌伪闭塞，省府鞭长莫及，故在屯溪成就行署就近总揽。该地在军事上属三战区顾祝同统辖，依照司法，行署应受战区党政委员会的指导。自黄绍耿接替行署主任以后，与三战区争名夺利，无间发生磨擦，矛盾日深。顾指资黄衰落窝囊，不听指挥，条目省府撤换；黄亦不肯买帐，势成水火。

李品仙乃于一九四一年秋间，派我南渡观看，并赴上饶（三战区主座部驻地）见顾，意在证明注解误会，纵情矛盾，保全黄的地位。卓衡之因绕谈皖南赴渝述职，随我同业。

咱们过江之初，外间纷繁讹传我将出长行署。其实，那时我并无此蓄意。迨到屯溪后，皖南东谈主士咸称黄绍耿徇私枉法，劣迹多端，人言啧啧。省党部皖南服务处主任宋振集和卓衡之，以为黄势在必去，并竭力于于怂恿我争取这一位置；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棣华（C.C.关键主干分子）亦极表好感，愿予缓助。那时，我虽以为势不可能，但亦默契其事。抵上饶后，顾过甚把握多对黄不悦，后由卓俟机与汪宝暄（C.C.分子，三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）等在顾前竭力于于主张撤换黄绍耿，并保举我继任。顾表现首肯，乃分电重庆连络当局和李、白、李品仙等保荐。我和卓并电请陈果夫促成。过后闻悉，白崇禧、李品仙等均已痛快，并由省府电达行政院；后因韦永成在渝一再向白进言反对，将原电抽回，另保三青团主干分子、陈诚系的安徽东谈主张宗良继任，而改派我为省粮政局局长。这一幕争夺皖南行署主任的丑剧，从名义上看，是新桂系和三战区之间的争名夺利，本色上又反应了新桂系与C.C.及新桂系里面的矛盾。

刘真如担任省干训团训导长后，其处境的贫乏，与卓衡之弥散一样，处处受到新桂系的收尾，一筹莫展。该团处长以下干部”均由李品仙寄托其知交东谈主员担任，刘无法讹诈，难鸣孤掌。一九四三年刘调任虚有其名的安徽学院院长，遗缺由黄绍耿接充〔附修正查:省干训团训导长刘真如下野后，接任的是张宗良。张下野后，才由黄绍耿接充〕。因此，新桂系又从C.C。手里夺取了一个关键位置。

方治到重庆后，据说蒋介石和二陈对他不可耐性信守责任岗亭，保全C.C.实力，深为愤懑。方恐受蒋斥责，一年多不敢和蒋碰头，持久邑邑不乐。但对反桂、李的斗争，则秘密在心，不甘失败，黧黑仍积极进行行为。时值一九四二年冬季，新桂系一向自傲为“金城汤池”的大别山中枢阐述地—-“立煌”，被日寇以几千军力，无所畏惧，桂军不战而逃，遂致一度消一火，烧杀剥夺，亏欠奇重，后又自行退去。那时，安徽东谈主士莫不同声气氛，对新桂系军事政事的古老窝囊，多所诬捏。方治、邵华等乘此契机，利用旅渝的皖籍后生学生，掀翻了第一次公开的反李指导，示威游行，发传单，贴口号，“反对新桂系军阀李品仙”，条目撤换惩办。其时，李正由皖南观看其后到重庆，濒临上述情况、瓦解冰消，无法轻视，羞愤之余，急促溜回“立煌”。他天然莫得被打倒，但所受的打击是相当千里重的。

C.C.所主办的党校、政校毕业生，在安徽担任党委和行政科长秘书以上职务的，原有二十东谈主把握。如吴墉祥、徐君佩、吴邦护、许钱依、周方、周天固、萧继宗、蒋慎良、谢大烈、朱兴良、魏寿永、莫寒竹、吴文源、李光铎、杨甲等，他们和新桂系相处，最初尚无多大问题，安徽政校毕业生通信处成就地，还由政校礼聘李品仙为指导员，借此加强连络。在新桂系和C.C.的相关翻脸以后，这些东谈主亦被新桂系视为肉中刺，除了被新桂系拉当年的个别东谈主之外，多量受到排挤打击，或离开安徽，或被调度责任。如吴墉祥、许饯侬、周方、萧继宗、谢大烈等，皆因不安于位，先后辞职。周天固以担任李品仙随从秘书之故，尤为广西干部所嫉视，以为他是C.C.的坐探，千方百计地打击他，逼使他于一九四三年调到安徽学院责任。

在省党部方面，新桂系与C.C.仍和从前一样，明争暗斗，矛盾重重。发轫，卓衡之以斗争失败，于一九四一年辞去文告长职务，遗缺由中央组织部指派杨绩荪代理。一九四二年，又改派魏寿永兼任。魏虽系老牌C.C.密探，但勾心斗角的才智，不如卓的成熟，远非老奸巨滑的李品仙、韦永成的敌手，干了一年多就垮了。一九四三年秋，魏寿永辞职后，由曹敏接替文告长。嗣后，委员翟纯病故，魏寿永、张一寒、黄肇祥等他调，中央组织部又改派李仁甫（C.C.）、王枞（C.C.）、程朱溪（C.C.）、黄同仇（新桂系）等为委员。曹敏系朱家骅系分子，接近军统，C.C.色调不太浓厚，且有政客手腕，善于诱骗，李、韦对之，不似对卓、魏的嫉视，但仍然收尾很严，致曹亦不安于位，于一九四五年辞去文告长兼职，仍由杨绩荪代理。总之，C.C.分子天然无间遇到打击，节节溃退，但中央组织部的大门，也和新桂系一样，关得很紧，不败坏让新桂系闯进，“非我族类”，来者必拒。当卓衡之、魏寿永辞去文告长职务时，李品仙曾一再保荐杨绩荪继任，均未获准，仅允派其代理。中间有委员出缺时，又几次请派张岳灵（广西东谈主）、李品和、汪幼平（安徽东谈主）等为委员，亦均被拒却。这即是C.C.还击新桂系的独一时代，而使新桂系感到无如奈何的。

李品仙的垮台

抗战告捷后，跟着客不雅形势的变化，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迟缓发展，参预了“你死我活”的新阶段。这时，C.C.由防卫转为反攻。发轫一炮，把省党部主任委员夺了当年,刘真如卷土重来，登上了这个“宝座”，安徽C.C.大将范春阳接任文告长，原有委员绝大部分仍旧留任，惟有杨绩荪被扼杀，免去了委员职务。杨和我皆尽头敌视，以为C.C.太不够一又友。咱们责难刘真如，为什么这么干？他暧昧其词，推说是中央组织部决定的。我又打电报问陈果夫，亦无明确恢复。咱们相识到这是C.C.准备大举遑急，山雨欲来的警号。从此，杨就弥散倒向新桂系一边，不复为C.C.卖力；我也进步了警惕，随机应变，不象以前那样真心耿耿于C.C.了。

这时，省府东谈主事亦陆续有所调治。民政厅长韦永成早已申明狼籍，特别是在告捷后，他利用继承蚌埠的契机，大发其继承财，群言喷啧，终于被追辞职，调秘书长黄同仇接充其职务；秘书长遗缺，派苏民兼任。嗣后，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，由财政部派濮孟九（C.C.）继任；濮辞职后，又改派杨中明接替。训导厅长汪少伦因竞选立委辞职，遗缺由翟桓（朱家骅系）继任。确立厅长储适时辞职，由刘贻燕继任；刘辞职后，由李品仙保荐三青团主任张宗良接替。并陆续保举林中奇（新桂系）、张威遐（新桂系）、陈子英、杨绩荪等为省府委员。

约莫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，C.C.系方治、邵华等就在南京、上海运转酝酿反李指导；而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,斗争最为横暴，渐渐形成激越。其时，在南京的安徽东谈主士，无间向国民党中央示威，条目撤惩李品仙，并结队游行，懒散宣言，张贴口号，声讨李品仙。同期在报纸上公开告发新桂系在安徽总揽的各样罪戾，使新桂系污名远扬，寰球坎坷莫不领会。新桂系头子李、白和李品仙等，为了补救他们在安徽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，昼夜焦想，筹商对策，坎坷动员，表里配合，任重道远，和C.C.过甚他反桂反李的势力，进行坚决的斗争。

省外方面，发轫在南京成就服务机构，稳健征集谍报，集中报社、通信社过甚他连络方面，争取搭救，并在京、沪的安徽东谈主土当中进行拉拢分化。最初派安徽东谈主夏馥棠、陈子英等为省府驻京代表，稳健主理；其后又派萧洁宇（新桂系外江派，湖南东谈主）为代表兼驻京服务处处长，夏、陈仍从旁协助。又阐述责任需要,随时加派其他东谈主员去京集中行为。那时动员的东谈主好多，如扣问员陈献南、专员汪幼对等，皆曾驱驰京、沪和合肥之间，为新桂系效劳。他们皆由李品仙面授机宜，采选封官许诺，匡助竞选立监委员、国大代表和赠给钞票、礼物等等口头，来争取怜悯和助力,对抗反李指导。他们的这些行为，在那时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如配合省内的行为，组织一部分在南京的安徽东谈主，通电上书拥李，利用个别反C.C.分子混入反李指导中刺探音书，收毁反李传单口号等责任，皆收到了相当的效率。在这方面，那时在南京国防部担任咨询的王正材（安徽东谈主），匡助萧洁宇出力不少。

南京党政高档东谈主员和安徽元老，如吴忠信、许世英、张治中、杨虎等，多由李、白和李品仙等切身出马，进行集中。举例，为了争取杨虎的撑持（因杨曾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勾搭，进行反李），李品仙曾利用本身和杨的旧谊，亲往上海访谒拉拢；杨亦优礼接待，并组织一部分安徽同乡，举行欢宴。李在上海贻负约间，与杨恋酒迷花，相处甚欢。那时，杨以举办某种职业辛劳经费为词，条目李品仙捐助，李慨然承诺。过后萧洁宇告我，李派他送了杨一笔几亿元的巨款（具体数字记不明晰了）。从此，杨就不积极参加反李了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，张治中回巢县原籍探望亲一又，李先期闻讯，对我说：“张文白（张治中的别名）在老蒋面前话语有劲量，这次回首，咱们要好好迎接，话语要特别严慎，还要黧黑注视着重对咱们不悦的东谈主和他接近，不使他有坏的印象。”张到合肥时，党政军各界举行恢弘的迎接会。李品仙在会上致词迎接，对张捧场备至，大捧特捧。张先生讲话时，相应地也说了一套表扬李品仙“治绩”的好话，在那时飘荡的口头中，为新桂系帮了大忙。

李品仙除辛劳争取安徽元老撑持外，还多方拉拢其他方面的力量，引为已助。各报社、通信社，通过萧洁宇等的收买拉拢,一般很少登载反李的宣传材料，有时仅简便地清晰一丝反李指导的新闻。只好《救国日报》时常有相识地全文发表反李指导的新闻稿件，经过萧屡次和该报社长龚德柏商谈，允予津贴，终以龚索价太高，李又吝而不与，未能达成合同。孙慕迦（复兴社的主干）所主办的南京《中国日报》，也不肯为新桂系卖力，使李品仙尽头恼火。孙原系由我先容相识李品仙的，在抗战期间，相互相关很好，告捷后，李利用劫收敌伪的印刷机器，交孙在南京办报。该报经费，大部分由李背负，并派胡行健（新桂系外江派，湖南东谈主）为司理，协助孙责任。反李指导发生时，李一再嘱其登载宣扬新桂系在皖的“治绩”和评论对方的笔墨。孙以为这么作念，新桂系的色调太浓厚，影响报纸销路，莫得弥散接受李的意见，李大为不悦，以后就住手了对该报的津贴。

省内方面，发轫进一步加强反动带领机构，调治和沉稳中枢组织，汇集力量打击C.C.，并和京、沪一带的反李指导相对抗。多年以来，新桂系在安徽除舒适培养干训生手脚本身的基干外，并利用场地派系的矛盾，在各界中表层东谈主士当中，进行责任，以争取他们的怜悯，扶植准桂系的力量。如以江彤侯、陶若存为正副议长的省扣问会和合肥、安庆等县大部分县扣问会以及省三青团主任张宗良等，基本上皆能和新桂系配合一致，相互呼应，成为惊叹新桂系反动政权的有劲用具。在反李指导发生后，李品仙为了轻视现时斗争的弥留口头，一面调治省府里面的东谈主员，如上所述，并利用我和杨绩荪与C.C.之间产生的矛盾，以秘书长为诱饵，使我入网，弥散倒向新桂系一边，为他们卖力（C.C.攻击新桂系时，连带也攻击了我，这是我脱离C.C.相关的主要原因）。同期，把各机关的知交干部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一个“安徽省公务员业余锻练会”，以黄同仇、黄绍耿、林中奇、陈子英、杨绩荪、苏民等为中枢。又把省县扣问会、三青团以过甚他机关团体中倾向新桂系或与C.C.有矛盾的安徽中表层东谈主物，构成“安徽确立研究会”，以陶若存、张宗良，程中一（曾任专员及省扣问会秘书长）、朱子帆（省扣问会秘书长）、汪幼平、常恒芳、储适时、汪少伦、范苑声（专员）等为中枢。这两个组织，在李品仙径直带领之下，密切配合，分途进行拥李行为。有时刻别深重集会，有时在李品仙家里举行联席会议。会议的主要内容，为文牍情况、研究对策和交代责任。如在一九四七年春季，省扣问会在合肥开会，各县扣问会议长亦多来到。由确立研究会及锻练会的分子出头，操办他们单独或合股打电报到国民党中央拥李，并组织临近南京的安徽各县一些士绅赴京示威。在这两年当中，由于动用这两个组织的力量，抗拒了C.C.和反李指导的宏大攻势，使省内莫得受到省外的反李海潮所涉及，撑持了李品仙，得以支吾偷安。特别是在办理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的选举中，由于确立研究会的力量，新桂系配合各县县政府，操纵专揽选举，严重地打击了C.C.分子，使他们纷繁落第。其当选立委的如朱子帆、王丹岑、汪少伦、徐君佩、奚伦、陈紫枫、徐中岳、刘启瑞、端木杰、陈铁、汪新民、李荫五、黄梦飞、马景常等，多系怜悯新桂系的东谈主物或中间分子。至于C.C.方面，则只邵华①、佘凌云等少许数的东谈主当选。范春阳蓝本参加桐城区立委竞选，因遭到新桂系和研究会的打击而失败。国大代表中，怜悯和撑持新桂系的东谈主更占多量，如陈献南、陈天任、范苑声②、李应生、张一寒、虞荫生、丁澄芳③等，这些东谈主对惊叹新桂系政权和撑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，皆起了一定的作用。（原注：①邵华不是立委。②③范苑声、丁澄芳皆是立委，不是国大代表。——原编者）

安徽的场地巨绅如江彤侯、常恒芳、王葆斋、高铁军、金慰农之流，李品仙一贯对他们争取笼络，因而大皆倾向新桂系或采选中间立场，未卷入反李指导的旋涡。特别是江彤候，因任省扣问会议长的相关，为新桂系赞理很大。

省党部方面，刘真如、范春阳等原与方治、邵华等表里配合，黧黑进行反李行为。刘于一九四七年病死，陈访先（C.C.）继任，仍以范为文告长。不久，党团归拢，以张宗良为副主任委员，并派濮孟九、范任（省社会处长）及原任三青团办事夏房英等为委员。陈、范虽与方、邵暗通声音，但因省党部里面党团之间有矛盾，不可为所欲为。加之，李品仙对陈亦辛劳支吾轻视，特培育其知交程朱溪为第十区行政专员，因此省党部在这个时期内莫得露骨地表现反李。

总之，新桂系与C.C.在安徽的矛盾与斗争，同新桂系在安徽的总揽相遥远。由于这两个反动集团在反创新反东谈主民方面是同凶相济，一丘之貉，安徽东谈主民对他们这种争名夺利的丑剧，莫不孰不可忍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，李品仙终以悲声载谈，不得不辞职下台，继任的是新桂系另一个反动头子夏威。这时，通盘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，而新桂系和C.C.的斗争仍然时起时伏，莫得住手。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春，由于目田斗争的伟大告捷，C.C.也好，新桂系也好，皆在东谈主民创新的铁拳打击之下滚出安徽，安徽东谈主民才出水火而登衽席。这是后话，作家已先离开安徽，就无从叙述了。

（原注：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汉典研究委员会供稿）

汉典起首：

《安徽文史汉典》第一辑（1979年11月出书）